刘艳红 (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)

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，我国刑法典至今已经将醉酒驾驶、追逐竞驶、校车客车超员超速等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，这些立法均是在相关事故发生后的应急立法。如今随着无锡高架桥侧翻事故的发生，“货车超载入刑”的声音又开始躁动，这些呼吁恰恰表征了交通治理中一如既往的情绪性、重刑化、工具主义思维。

首先，“货车超载”本就在刑法典规制当中，“超载入刑”是个假问题。刑法典中现有的诸如交通肇事罪、过失破坏交通设施罪、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，均包含了货车超载造成交通事故致人伤亡的交通运输行为，一味炒作或借用“超载应入刑”标题只会引起大众对“刑法漏洞”的误解。

其次，将超载行为与醉酒驾驶等同视之、确立新的抽象危险犯，属于一种回避行政管理责任的慵懒之举。预防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最理想方式不是“一切纳入刑法”，预防超载的最好政策不是“入刑”而是刑法之前的诸多社会管理政策。例如，醉酒驾驶单独入刑之后，近年来多地司法反而呈现出一种轻缓化趋向，为犯罪成本本就不高(拘役)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继续“松绑”，由一律入刑到灵活应对，这除了基于司法资源的考虑之外，本身就印证了刑法对治理醉驾行为的不可持续性和不适应性。

依法治“超”不能动辄祭出刑法大纛，“过分之刑”“昂贵之刑”“滥用之刑”以及“无效之刑”从来都是对刑法正义与威信的损害。所以，在交通问题治理中，刑法不应成为急功近利的社会管理法，增设新罪名从来不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有益选择，作为“必要的恶”“最后的手段”的刑法，更不应成为交通行政管理能力虚弱的挡箭牌甚至牺牲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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