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《第一财经》报道，自从2015年7月锦州市政府发布通告，严禁私家车利用打车软件从事非法营运活动，至今锦州没有一家公司获得经营许可证，也没有一辆网约车获得运营证，更没有一个人取得合法网约车司机身份。让人诧异的“锦州没有网约车”现象，引发舆论关注。

就在近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指出，要聚焦平台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，加大政策引导、支持和保障力度，落实和完善包容审慎监管要求，推动建立健全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，着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。

按照锦州当地有关方面的说法，锦州只是对私家车开网约车予以禁止，而不禁止平台。但是，至今锦州没有“合法”网约车依然是事实。一座城镇常住人口超百万的城市却没有一辆网约车，不仅意味着当地市民出行无法享受到网约车的便利，也意味着新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被隔离在锦州之外。

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，锦州的巡游(出租)车经营权转让费曾经一度被炒到五六十万元，甚至“一批有眼光的出租车师傅，靠炒出租车经营权赚到了钱”。所以，表面上看，网约车在当地发展受阻与出租车行业的态度有关，但本质上有地方利益“小算盘”作祟的嫌疑。

不过，同样处于东北地区的大庆，网约车司机却能与出租车师傅和谐相处。其实，一开始，大庆的网约车门槛不算低，但考虑到市民出行需求和网约车供应状况，大庆相关部门主动将过去的网约车办证制改为备案制，并通过提高传统出租车起步价和减少出租车总量的办法，平衡好出租车与网约车发展的关系，最终实现了新旧业态的融合、共赢。

锦州与大庆的案例，分别被称为共享经济的“大庆模式”和“锦州模式”，只不过前者是“疏”，而后者是“堵”，其利弊优劣一目了然。从过去几年网约车发展的历程来看，尽管在更高的层面，网约车早就合法化了，可在地方层面却涌现出了大庆和锦州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。这无疑反映出共享经济在落地过程中，地方管理“自由裁量”的效果应有必要评估。

近日，交通部明确提出，要进一步优化网约车准入条件，指导督促地方全面评估网约车政策的落实情况，指导各地强化服务意识，优化完善准入条件、审批流程和服务，打破“玻璃门”和“旋转门”，为平台经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。不只是锦州，其他地方对网约车设置的不合理的准入条件，也该适时纠偏。

以平台经济为重要代表的新经济发展已是大势所趋，其一端对应着地方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，一端则关系到民众在出行、住宿、健康等多方面的消费权益和就业机会的保障。拂逆这样的大势，不仅违背国家对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要求，也是对民生的伤害。真正落实包容审慎原则，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应该“多一些大庆，少一些锦州”。

与锦州的“保守”相比，最开放的大庆模式也出现在东北。这再次说明：市场监管的开放、保守与否，地域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，关键还是事在人为，而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观念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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